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，一心学古，文章风格闳肆该洽，豪而不宕，刚而不厉，大有西汉人的作风。在他的冲击下，宋末遗弊为之一变。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。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。因此，当时有地位、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，在亲人去世之后，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，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，流传下去。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，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。因此，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，当时的名臣世勋，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、几乎都出自他手。据说，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，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，如有德行，他就答应下来，但决无溢美之辞；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，再摆上一桌酒菜，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，文可立得。名声不好的人，势再高，家再富，只字片纸难得。

  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，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。有一次，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，被姚燧拒绝了，直到皇帝下了诏令，姚燧才奉旨为文。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，赠给他诸如币帛、金玉、名画等名贵物品。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，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，他自己则丝毫不取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说：“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，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，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。我这样做，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，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。”

  但是，姚燧恃才傲物，他连当时的赵孟頫、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，所以，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。

  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？

  李孟，字道复，潞州上党（今山西长治）人。少有大志，博闻强识，贯通经史，知古今兴亡之理。

  元成宗时，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，有人推荐了李孟，说：“布衣李孟有宰相才，应为太子师傅。”从此之后，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，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、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  成宗去世之后，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，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，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，因此，形势非常紧迫。仁宗犹豫不决，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，安定人心，铲除权奸，促成仁宗回都城。之后，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（当时任右丞相）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。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，力主仁宗进城。事关重大，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，决定“以卜决之。”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：“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，你不能说不吉利，只能说大吉大利。”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，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，等待武宗归来。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，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，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。

  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、仁宗期间，这期间他三人中书，人称“布衣丞相。”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，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，因此在职期间，多有建树。比如裁汰冗员，核减朝廷滥费。昭雪冤案，罢免僧、道官，恢复科举等。

  大德以来，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，佛教和道教泛滥，成了官、民的灾害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。于是，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，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，彻底罢免了僧、道之官，一时天下称快。

  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，李孟也出了大力。有一次，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，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，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，把文章放在其次。实行科举之后，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。

  总之，李孟一生三入中书，民间的利害，他知无不言，引古证今，都十分妥当。所以，在皇庆、延祐年间，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：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，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，凡是好的政令，一定是李孟的主张。

  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？

  刘正，字清卿，清州（今河北清县）人。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，历仕元世祖、成宗、武宗、仁宗四朝。在政治上多有作为。

  元世祖至元八年（1271），朝廷撤销转运司，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、核实转运司账目。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。在核查过程中，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。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，就将其逮捕，后经核实，不是这四个人所欠。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。为了追回国有财产，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，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，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，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，检验笔体，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。但辛德柔已很富有，与权贵往来密切，谁也不敢招惹他。刘正毫无畏惧，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，追回了欠银，罚惩了贪官，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。刘正因此而出了名。

  阿合马当权时，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、崔斌有仇，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。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，命刘正参与调查。刘正经过调查，认为这两个人无罪。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，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，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。后来，阿合马倒台，有人告刘正是阿党。元世祖问刘正，“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。怎么能没有罪呢？”刘正说：“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，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。”后来，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，右丞相说：“皇上曾经说过，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，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。”于是刘正得以免罪。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，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。正因如此，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、户部尚书、参议中书省事、侍御史等要职。

  成宗时，刘正也官居要职。大德元年（1297），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。在任期间，反对用兵缅（今缅甸）。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，诸多弊政，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，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，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。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，经向朝廷汇报，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，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，也方便了地方。

  仁宗期间，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，都有助于定国安民。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，刘正出了不少的力。

  张思明是什么人？

  张思明，字士瞻，辉州（今河南辉县）人。他颖悟过人，喜读书，一生历仕元世祖、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、文宗六朝。为官期间，以守朝法、恤百姓为务，居官清廉。

  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，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，尚书省责其余党，将其赃物记录在案。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，读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，说：“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，标准好听，真像侍仪舍人（礼仪生）。”然后又说：“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。”第二天，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。对于皇上的赏识，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，而是以“超迁踰等”（提拔越了等级）为由，力辞，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。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，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。

  成宗期间，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。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，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，都不愿意去。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，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。后来，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。有一年，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，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。

  仁宗皇庆元年（1312），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，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。这一年，盐税有了赢余，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。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张思明却不这样。他说：“盐税有时收得多，有时收得少，不好确定。一旦增加盐税，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。”可见，他做官以民为重，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。皇庆三年，被拜为参知政事。仁宗即位不久，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，命令中书下任命书。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，仁宗非常生气，张思明回答仁宗说：“选择官吏的法则，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。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，以后就不好办了。所以，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，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，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。”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，但事先已答应了人，不好反悔，就说：“只此一次，再不为例，好吗？”张思明无奈从命。就这样，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，得不到好处，就屡进谗言，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，为工部尚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：“张思明在工部如何？”左右的人回答说：“勤政如初。”仁宗很高兴。后来，左丞相哈散想辞职，而且决心很大，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，就问哈散：“是我没给你权力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“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？”哈散说：“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，怕误您大事。您一定留我，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”。仁宗问：“你说的是谁，我答应你就是。”“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”。当天，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。没多久，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。

  文宗天历元年（1328）张思明又被起用。陕西大旱，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。但当年的税收，已交付京师，要赈灾，应当向中书省说明。张思明说：“救饥如救火，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，那样会饿死多少人？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，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。”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。

  第三十章

  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？

  王约，字彦博，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人。一生历任世祖、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、泰定帝、文宗诸朝，任官期间，多有政绩。

  元世祖至元年间，他因政绩屡屡升迁。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），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。在任期间，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，应立陕西行台，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。河间（今河北河间）发生了饥荒，王约全力赈救饥民，因为举措得当，赈济有方，饥死的人很少。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。

  成宗即位后，王约上疏成宗，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，便民之事颇多，诸如放差税、开猎禁、赈穷独、停冗役、却贡献、询利病、利农民、励学校、立义仓、核税户等，都是当时百姓之急。成宗都令有司实行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。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，因措施有力及时，开仓救饥，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。事毕，他又根据调查研究，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，又请继续开仓救民，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，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。

  不久，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、御史处理疑难案件。在这次处理中，七十二人被处死，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，平反了冤狱，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，杖责流放八十人。又向皇上建议，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，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。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，因此，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。

  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、女绣工到京师。王约说：“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，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呀！”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，再三称赞不绝。这期间，仁宗还是太子，王约任太子副詹事。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，深得仁宗赞赏。

  仁宗期间，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，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。至大年间，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，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，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，只收至大钞，届时定交不上去，所以命令河南诸州：至大、至元钞各收一半。他手下的人说，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。王约说：“我也知道，但年终税交不上去，这也不是小责任呀！”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。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。英宗、泰定帝、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。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？

  杨朵儿只，河西宁夏（今宁夏银川）人。仁宗在藩邸时，就十分看重他，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。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：“此人诚可任大事，然刚直寡合。”

  仁宗即位之后，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。杨朵儿只说：“为政而喜好杀人，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。”提醒了仁宗，后来仁宗下令，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，天下人称善。有一次，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，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、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。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，后来，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。

  有一次，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，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，很生气，想杀掉他。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，仁宗都不听，杨朵儿只向仁宗说：“只因为说了一句话，就杀人，不合国家的法律；不听谏臣的进言，不应该，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，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。”仁宗转怒为喜，采纳了张珪的话，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。即使在平时，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，一脸正色。有犯国法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，也决不有一丝纵容，所以，说他坏话的人很多，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，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。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，御史中丞。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，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，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。江东、西奉使斡来不称职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，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。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，斡来羞愧而死。

  有一次，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，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，想救下纳磷，说：“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，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。”仁宗说：“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不杀他了，让他去昌平吧。”杨朵儿只说：“让他去昌平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但因为言事而降职，我担心后来的人，会引以为戒，不再说话了。”仁宗不听。过了几天，仁宗读《贞观政要》，杨朵儿只正在跟前，仁宗感慨地说：“魏征，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，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？”杨朵儿只说：“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，如太宗不给他机会，魏征想做直臣，他也不会有可能。”仁宗听了之后，笑着说：“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？我就赦免了他，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。”就这样，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。后来，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，荣禄大夫的荣誉，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。

  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，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，赠封先世。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：“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，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，皇上肯定会答应的。”杨朵儿只说：“我出身寒微，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，提拔我在朝中任职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？况且，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，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？”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，主持正义，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，身行正义，所以，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。

  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？

  元明善，字复初，大名清河（今河北清河）人。他天生颖悟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通于经书，尤精《春秋》，二十岁时，就因文章出了名。

  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，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，难分高下，时有争论。元明善评虞集说：“虞集研究经书，只是朱熹的经学，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，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。”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：“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‘若雷霆之震惊，鬼神之灵变’才可以的话，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，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。”开始时，二人关系很好，到了京城之后，就谁也不肯服谁了。

  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。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，元明善、虞集二人为他送别，到了城门外，士选说：“伯生（虞集字）有公务在身，就请先回吧，复初（元明善字）应当再送我一程。”虞集就回去了，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。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，二人同用。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：“我因是功臣的后代，得以在朝中为官，无补于国，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，以便为朝廷、为国家所用。像你与伯生，日后一定前途无量，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。你是中原人，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，伯生是南人，将来会被你压抑、打击，这是令人痛心的事。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，答应我不要这样做。”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，接过酒杯，跪着一饮而尽。然后站起来说：“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。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。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。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，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。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，于是二人就此分别。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。

  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。有一次，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。文章写好后，元明善对吴说：“伯生看见我的文章，一定会做出批评的。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。你把伯生请来，让他评论一下。”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，说道：“您如能听我的话，去掉百余字，这就是一篇好文章。”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，让虞集改，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，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。元明善很高兴，于是二人欢好如初。

  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？

  虞集，字伯生，崇仁（今江西崇仁）人。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，世代有文名，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、道德、文章臻于一流。他一生虽在朝做官，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，唯恐道德不合，文章不妙，学问不纯。

  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。他家望很盛，在南宋灭亡后，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，在流亡中，虞集奉侍双亲，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，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，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。他的弟弟早死，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，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。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，他也没有怨言，尽力替哥哥补齐。真正做到了为子孝，为弟恭，为兄悌，躬行儒学教义。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，他必折节下之；鼓励后学，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，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。他一生在朝中做官，却从来不阿附权门，以求仕达；在中书省议事时，正言谠论，多为众臣认可，他经常用三言两语，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。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。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，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。所以，朝野上下，京城内外，人们都十分尊敬他，比如张珪、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。凡有什么疑惑，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、求教。所以，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。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。

  他在朝做官，一尘不染，两袖清风，家无余财，归老退居之后，家中人口也多。慕名的人络绎不绝，结伴而至，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。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，以迎合世俗。有一个人，资产为一方之首，在本地有权有势。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，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，虞集不为所动，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。求教者送来的礼物，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，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。所以，人们愈加尊重他。

  虞集评价人，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，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，见识不远，决不会去沽名钓誉，与世俗混而为一。他评价文章，一丝不苟，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，善而又善方才罢休，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，文辞再美，也不会夸奖一句。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，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，也不改变。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。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，元明善就很欣赏。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，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，但度量、见识不足，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。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，虞集不签，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。后来，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，到这时，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，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。

  虞集学识非常广博，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，寻根问底。在研精探微中，凡心领神会，意有独造，往往寓之于文。因此文章之妙，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。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，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，这是十分可惜的。

  揭傒斯在修定礼、乐、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？